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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桂关于自主创新系列访谈
(发稿时间:2005-11-23 9:45:00  阅读次数:937)

 

  

    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诞生了1300个产业集群,他们是未来中国重要的工业基础,然而,这些产业集群却通常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下游低端。寻求整体突破,力争产业上游,正成为这些集群的集体冲动。

  另一方面,国家自主创新的载体——高新区内大量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正全面迎来二次创业的大好时机。

  如何鼓励低端集群打破封锁,自然地走到高端;同时,将高端的人工集群活化,逐步市场化,嵌入到产业集群中去,打破全球价值链对中国的低端锁定,正成为中国要破解的一道难题。

  相关政策到底应该走向前端,还是依然滞留后端?财政、货币、资本市场如何保持联动?将采取哪些切实可行的操作?从制度安排上如何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崛起创造历史性的机遇,从而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向小康目标迈进?

  就此,记者采访了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梁桂。

  产业集聚与低端锁定

  一方面,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一大批产业集群相继产生,并成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础。另一方面,这些产业集群又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下游,竞争日趋激烈,并越来越受到高端上游的封锁。

  如何寻求整体突破,国家应制定怎样的政策进行引导与支持,事关重大。

  记者: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会议上,国务委员陈至立提出要把高新区作为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重要平台,推动国家高新区实施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二次创业。应如何理解二次创业?为什么国家会把高新区的创新发展提到如此高度?

  梁桂:高新区的定位与经济开发区有很大不同,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源聚焦,而是要不断地将技术成果产业化,让小企业一个一个地走出去。衡量高新区对经济贡献的最重要方面就是,一年能产生多少科技型的小企业。

  高新区二次创业,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经过20年的成长,高新区的基本建设已经完成,现在要发挥作用了。第二,新时期下,中央对地方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从地方利益来看,尽快地招商引资,实现财税,解决就业,才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但是中央的要求是,希望53个国家高新区,能发挥国家重点战略布局的作用,能够发挥对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战略辐射作用。

  对地方而言,其利益驱动主要是一般性的产业驱动;但对国家来说,一般性的产业驱动,是远远不够的。

  温总理提出的二次创业,是高新区要努力成为技术进步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要成为带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强大引擎,要成为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服务平台,成为抢占世界高技术产业高地的前沿阵地

  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则提出五个转变,即以重硬件到重软环境,由招商引资到抚育小企业等。这一系列的转变,已经表明二次创业的主要安排。

  记者:自主创新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梁桂:党和国家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之后,提出了四句话: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是上届领导集体对新一届领导集体的要求。涉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执政党,在市场体系下,怎样管理好这个国家。

  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都是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一种延续。中国在经历20年改革开放之后,形成了更多的利益阶层,有的很强,有的很弱,必须重新考虑差距拉大之后的和谐发展,以及自然与经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自主创新具有划时代意义。实际上它对过去20年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由以投资、资源推动的增长模式,逐步向技术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这是对前20年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反思。过去20年,我们顺利地把计划体制下的中国带到全球价值链中,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获得了第一轮的发展,使我们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增长。

  记者:据分析,目前中国的产业集群已达到1300个。请问,这些产业是怎么集聚的?

  梁桂:可以用东莞作为例子,来看产业集聚是怎么形成的。东莞靠近我国香港、台湾地区,改革开放之初,海外企业要进入中国,自然先从东莞登陆。

  一个主干企业进入后,配套企业也随之跟进,甚至激发了很多国内的企业成为他们的配套性企业。这种配套能力的形成,会吸引更多的投资,于是,又有主干企业进入;同时,催化诞生本土的主干企业,最终形成某一类细分产业在特定地理空间的集聚。东莞的产业集聚过程是典型的由买方推动形成的,通过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和日本的企业顺利地将整个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在全国其他区域还有一些集群,比如在浙江的一些集群,首先立足于国内市场,之后通过海外的华人网络、交易会等最终嵌入全球价值链。同时,因买方对产品的要求和技术交底,对当地生产力的第一次提升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这些集聚逐步发展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纵向是全球价值链,横向是区域创业集聚。这种价值链上的分散和区域上产业的集中,构成了当今产业发展的主旋律。

  目前,中国这种上规模的产业集聚大约有1300个,多表现为价值链低端的集聚。比如周庄的传感器集群,浙江慈溪的消费家电集群,绍兴的纺织业集群,诸暨的袜业集群,浦东张江的微电子产业集群等。

  而且,这种产业集聚,尤其是低端的集群,使得生产的配套能力加强,交货时间缩短,但同类企业间竞争也日趋激烈。在低端的集群中,由于大量生产是委托加工,是上端对下端的一种委托,随着被委托机构的增加,竞争开始加剧,出现了竞相削价现象。

  记者:除了竞争加剧,这些产业集群还面临怎样的挑战?

  梁桂:竞争加剧,导致利润空间缩小。这种情况下,企业迫于利润的考虑,往往希望通过技术进步,向价值链的上游挺进。但问题是,上游的企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会向徒弟彻底交账,不会把自己赖以生存的本领交给这些生产者,于是开始封锁,封锁设计、封锁技术,以及封锁市场。

  记者:听说临海就是一个典型?

  梁桂:浙江临海是中国模具业集聚地,有700-800家的模具企业。这个小镇很是繁荣,拥有4家四星级宾馆,一家五星级宾馆,也出现了一批民营企业家。

  当时把临海纳入到全球价值链的,是日本企业。日本企业认为在临海能够降低成本,于是把厂房从东南亚其他地方搬到中国。很多嗅觉灵敏的民营企业家,纷纷开始接活。但发展到一定阶段,还是这样接活,产品就容易形成库存,因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一直由上端控制。这样,一方面,随着竞争加剧,利润空间缩小;另一方面,又处在产业链低端,受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影响较大,利润空间更加有限。

  于是,临海的企业决定挺进欧美,因为日本的设计也是从欧美进来的。但这时就出现了问题,日本企业开始不停地封锁他们的技术,并且封锁他们在欧美的市场。

  记者:出路何在?

  梁桂:一方面是产业集聚已经形成,另一方面是在全球产业链中被低端锁定,这种低端的集聚,有点像我们建国之后计划体制下的工业体系布局。

  一方面我们顺利地介入到全球价值链,完成了第一轮经济的发展。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整个上游企业对下游企业的封锁还将不断加剧,特别是在企业家经验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演绎的这场战争,实质上是大孩子在欺负小孩子,是大人在欺负小孩。

  关键是,低端的产业集群,怎样打破国际封锁,做到上游去。国际封锁实际上是利益集团的封锁,因为越到高端利润越高,资源消耗越少。

  那么出路是什么?向上游突破!

高新区这种人工林,最终要向自然林转化。

要鼓励低端集群打破封锁,自然地走到高端;高端的人工集群要逐步活化,嵌入到产业集群中,全面打破全球价值链对中国的低端锁定。
 
   记者:高新区,作为一种人工集聚安排,其下一步走向如何?
   梁桂:目前,在我国已经产生了两种集聚力量。一种是人工的集聚,即高新区、经开区;另一种就是产业集聚,它是一种自然的集聚。
   人工集聚是带着美好的意愿,希望把高校、研究院所、企业都搬到一个地方,然后让这些机构间发生关系,带来产学研联盟,从而带来创新,这是一个完全人工的苗圃。因为在计划体系下,国家没有创新系统,只有通过计划进行安排。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到市场体系,无限变成了有限,大学走向市场,企业也走向市场,研究院所通过改制也走到前端。这些市场体系下的创新元素,要形成纵向联系,只有通过市场链条才能穿在一起。
高新区
二次创业,是指已经进入高新区的这些机构,要形成市场链,形成市场的推动。本质上,最终人工林必然向自然林转化。
 
   记者:目前中国大量的产业集群还处在低端,未来如何与高新区嫁接,实现高端突破?
   梁桂:一方面要鼓励低端集群打破封锁,自然地走到高端;同时,高端的人工集群要活化,逐步市场化,能够嵌入到产业集群中去,全面打破全球价值链对中国的低端锁定,这样才能走向我们的小康目标。
 
   记者:2004年,高新区企业的R&D经费达到613.8亿元,占全国的33%,即全国1/3以上的R&D活动资金投入到国家高新区。但即使是这样,相对美国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的R&D投入仍有相当的差距,为什么会这样?
   梁桂:R&D为什么投入低?一方面是投入还不够;另一方面是一般企业不愿意打破现有的模式,只要还有一点利润,就不愿意转变增长方式,不愿意进行R&D的投入。这是企业的路径依赖的惯性表现。
所以,政策引导就变得相当重要。
 
   记者:截至目前,全国已有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几乎每个省会城市一个,山东、广东和江苏等省份数量相对比较多,很多开发区都是默默无闻。请问我们是否真的需要这么多的高新区?
   梁桂:当时为了大干快上,每个省会城市都有一个,虽是大锅饭,但还是需要。
   从全球看,发达国家没有一个高新区是地方办的。因为高新区主要产出的是企业,企业最终要出去。从地方的角度,企业不能出去,否则税收没有了。 但中央又没有能力建设这么多的高新区,这是一个悖论。现实情况是,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把的思想化解到地方的政策里。
  
   记者:中国有多少家高新区合适?一个有竞争力的高新区需要具有哪些服务企业的条件?
   梁桂:中国有多少家高新区合适,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当时让发达的地方先走一步,让发达的地方多建一些高新区,是必要的。
   当我们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再回头看的时候,除了拥有一批民族企业家,成熟的管理思想之外,我们就会发现,一定会有一些区域成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增长极。因为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互相推动,临近企业之间的竞争,创新大多发生在集群之中,这是世界技术创新研究的基本结论,也是我国希望通过发展高新区,提升创新能力的理论基础。问题是,全球价值链使集群在全球布局,上端的集群更注重研发,低端的集群则拼要素成本。
   在高端集群方面,类似美国硅谷的众多产业集群,都是全球的最高端,比如在帕诺阿图软件集群、珊塔克拉微电子设备集群、山迪亚哥生物医药集群等,这些集群不仅强化了大企业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同时不断衍生出一批批高端小企业,走向全球。从这种意义上说,集群已成为大区域成长的动力,是经济的发动机。
   硅谷的产值虽不高,但硅谷每年出去的企业,可以大大支撑美国经济的发展。往往是,一个企业带动了一个产业,然后走向全球。
   在我国,一方面,需要发达地区先走一步;另一方面,高新区要真正变成创新区,产业集群要变成创新集群。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建多少高新区,而是要造就创新集群,高新区最终要变成创新集群,要变成特色产业鲜明的创新发源地。目前我国1300个产业集群中,国家火炬计划认定了近100家特色产业基地,其目标也是创新集群,只不过和高新区的发展路径不同,目标则是一样。
 
   记者:截至目前,我国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达20家,其中10家来自中关村。中关村的成功模式是市场先行,而后介入,但许多高新区的发展模式正好倒过来,先有园区,然后才是千方百计地去招商,这种模式存在什么问题?没有一个市场化的竞争和创新环境,高新区如何实现自主创新?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额里,90%是外资企业创造的,但目前很多高新区招商时,仍然强调要引进国外企业,而外企进来之后又主要是从事制造业,怎么看待和解决这种矛盾?
   梁桂:高新区要成为创新集群。那么,什么叫创新集群?中关村是先有市场,形成买卖一条街,然后附近大学的人发觉,实际上做些简单的工作,就可以赚到钱。于是,市场推动产业集群,市场机构与产学研结合形成创业企业,最终成为创新集群。

   创新集群就是,在某一个产业片段里面,能够成长一批批技术创新型企业。中关村就是这样的创新集群。先有市,再有行,然后才给它规划成高新区。相反,很多地方是先有行,再去造市。
   最怕的是一种异化。比如小企业,希望一种低成本的创业安排,但当高新区做到高楼大厦林立,成本提高时,反而是一种异化了,会把产业联系割断。创新集群最鼓励的是创新网络,也就是一种企业与企业间的关系。高新区人工林也好,自然林也好,最终都要形成创新集群,否则,一是呆不住,二是里面的东西活不了。

 长期以来,科技与金融都是两张皮,很难结合到一起。
 中国在前端末梢严重缺血,这是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几乎沦丧的主要原因。
 必须首先介入前端,同时还要有一系列的金融制度安排,包括天使投资、资本市场等。
 
   记者:为了支持中小企业群体的发展壮大,科技部已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为近6000家中小企业提供支持。目前这种资金除了之外,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如何?怎样提高金融机构支持的积极性?长期以来,中国的科技与金融都是两张皮,今后如何加强金融对创新的支持?
   梁桂:目前53家国家级高新区,480家孵化器,293家软件园,以及创新基金等都是为了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但这还远远不够,还缺乏实质的金融支持,比如前端投资,比如资本市场等。
   我们的金融现状是,一方面,大量的资金在股市上投机;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小企业资金捉襟见肘。
   这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是怎么做的?在前端市场?
   梁桂:美国的小企业投资公司,对它有补贴。它投向早期的技术性企业1元钱,就补贴2元,而最终只拿红利的10%。相当于出资2/3,却只要10%的股权。这就是美国的小企业投资计划——SBIC计划;还有SBIR,是无偿资助计划,即处于种子期的一个项目,可以得到70万-80万美元,帮助其技术实现商品化;此外,还有514计划等,鼓励商业银行走到前端。
   当然,也要补贴其前期的损失。
   我们与这种财政政策的差距还很大,支持自主创新的金融政策也不够。总体看,这种前端政策我们基本是缺失的。
   美国直接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方面几乎为零。中国的情况则是,前端没有财政补贴,反而在后端给予税收补贴,结果导致大量的企业走向加工环节。
 
   记者: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前端融资,中国的情况如何?
   梁桂:当初成立了很多创业投资公司,希望解决种子期企业融资难问题。因为,从种子期到发芽期,被称为最艰难的死亡之谷期,有2/3的小企业会在死亡之谷期消亡。
    但是, 几年下来的结果如何呢?前一轮投资的创业投资大部分都走到了后端(成熟期),变成了产业投资,而小企业最需要的前端比例很小。
   据最新资料统计,中国种子期的投资占全部投资的5%还不到,根本无法形成产生大量小苗的温床,怎么可能有后续的结果呢?所以必须引导,必须要补贴,必须有走向风险最大阶段的制度安排,引导金融机构走向前端。
实际上,这种由技术到商品的跳跃过程所引发的市场失灵,是所有发达国家自主创新政策的立足点。
 
   记者:美国等国家在金融方面是如何系统支持的?
   梁桂:在美国,天使投资规模大致为800亿美元,创业投资则在170亿-270亿美元间摆动,IPO上市前及杠杆资本为600亿美元,结构非常清晰。支持自主创新的早期金融,要大于中间与后端,几乎相当于二者之和。
   再看韩国,仅仅天使投资一项,不包括机构投资,就占到国家GDP的3.7%。这就是韩国为什么迅速崛起的原因,背后有强大的系统的金融支持,让大量的科技型小企业脱颖而出。
   当然,完全靠是靠不住的,但必须引导,发挥有限的最大作用,创立一种利益的传导机制。首先是天使投资,然后带动创业投资,最后带动证券市场投资。
 
   记者:如何理解科技型中小企业才是自主创新的主体?
   梁桂:自主创新已经变成整个国家的政治、政策和组织的动力。小企业是创新主体。在美国,70%以上的专利是由小企业创造的,小企业平均的创新能力是大企业的两倍以上。因为,小企业把技术变成商品的过程,就是他们发育成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中国的数据也显示,改革开放以来,65%的专利、80%的新产品,都是小企业创造的。
   但另一方面,大量的公共投资却投向了大企业。一方面违反了WTO相关条款,另一方面,不适宜公共财政的做法。
   记者:有关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路线图,计划进展如何?如何发挥国内资本市场的作用?
   梁桂:去年10月8日,我们与深交所、国家开发行等一起发起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路线图计划,就是想打通各个环节,包括天使投资、孵化器、创业投资、商业贷款、资本市场,为科技型中小企业上市开辟路径。
   中国在前端末梢严重缺血,这是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几乎沦丧的主要原因。
   今年上半年,我们与深交所合作,对火炬计划和创新基金支持的企业进行了分析,找出了4000多家企业,这些企业基本符合深交所中小企业板要求。我们原始的目的是希望降低门槛,能够让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快速上市。
   后来发现,不是降低门槛的问题,而是怎样迅速让这些企业上市的问题。这些企业都非常健康,但我们的资本市场主要还是在围绕大企业。一个宝钢,发行了140亿元,能够让70个小企业上市,但资本市场愿意上一家,不愿意上70家。
   政策面很明显,是抓大放小。从长期看,这不利于自主创新的持续发展。
 
   记者:您认为目前资本市场存在哪些问题?
   梁桂:要尽快安排这些中小企业上市,否则要出问题。根据我们的调研显示,大部分企业愿意海外上市,这实际上是对信用的不认同。从资本市场角度看,如果中国资本市场无法象美国NASDAQ那样培养出象微软、INTEL这样的企业,怎么能讲是成功的资本市场?当我们培养的企业统统充满问题时,我们要这个政策工具干什么?本土资本市场,主要来自中国老百姓,如果把好企业推向国外,实际上是让国外百姓在赚我们的钱。深交所有关人士告诉我,这么多年来,企业海外上市的资金总量,已相当于目前深沪两地市场发行的2.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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